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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富起来到强起来:汉武帝的大一统梦

金融视角 2021-02-18 12:11:37


汉武帝刘彻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大有作为的帝王。不仅他的文治武功对汉帝国的存在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在秦王朝开始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领域里,全面推行一系列专制主义的政策和制度,为中国封建社会专制主义在各个领域里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影响极为深远。


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措施


一、限制相权,建立“中朝”制。“中朝”是指与由宰相为首的正规职官组成的“外朝”相对应的由侍中、常侍、给事中、尚书等皇帝的近臣组成的政治机构。在中朝出现之前,丞相是政府的行政首脑,参与国家方针大计的决策过程,但是等到中朝一出现,真正得到皇帝信任并和皇帝一起参与决策的是中朝的官员,而不再是以丞相为首的合法的政府系统官员。武帝令中朝预政,削夺了丞相的权力,把朝廷大权集中到皇帝个人手中,从而加强皇帝对朝臣以及朝廷对各地的控制。


二、限制、缩小、取消诸侯国的势力。公元前127年,武帝采纳权臣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由长子继承王位之外,还应在原封地内将其余诸子封侯,新封的侯国直接由郡县来管理,不再受原王国的控制。这一措施名义上是皇帝“推恩”,实际上缩小了诸侯王的地盘,剥夺了其大部权力。与此同时,对有罪的诸侯王,则借机削夺其封国,强化中央集权。对数以百计的列侯,采取酎金夺侯的策略。元鼎五年(前112年),武帝以酎金不合规定为由,削夺106个人的爵位。进一步打击了宗法分封势力,强化了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


三、十三州刺史部和司隶校尉的设立。为了加强对二千石郡守和国相以及强宗豪右的督察,武帝将全国划分为13个检查区域,称十三州刺史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刺史每年八月巡视所部郡国,刺史地位虽低,但代表中央,比秦朝的御史监军制度更为周密。


四、任用酷吏,打击豪强。豪强指称霸乡里的地主。豪强一般无官职,但利用封建宗法关系,结成强宗大族。他们武断乡曲,欺凌农民,横行不法。豪强大族同封建王朝之间,除了上下依恃以统治人民的关系以外,显然还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汉武帝任用酷吏张汤、周阳等,打击豪强,迁徙强宗大族,不许他们聚族而居,限制他们形成势力。酷吏打击豪强的活动,对于压抑豪强气焰,提高皇权,起了显著作用。


五、察举制和太学。为了网罗人才,汉武帝还采纳董仲舒的“求贤”建议,开创了察举制与考试相结合的选官制度。察举,即先行考察,再举为官之意。武帝令各郡国每年举孝廉(孝子和廉吏)各一人。此外,还有茂才、贤良方正、贤良文学、明经、明法等。被察举上来的儒生,送到中央任郎官。选官的另一种途径是以博士弟子员入补官吏。公元前124年,丞相公孙弘奏请,让博士弟子员受业一年,经过“射策课试”,能通一经者就可以补文学掌故之缺,课试高第者可以任郎中。为满足官僚队伍扩大的需要,汉武帝在长安西北设立太学,还令各地郡国皆立学官,即郡国学,就地培养人才。


六、打击匈奴,开拓西域。西汉初年,对匈奴采取守势,实行“和亲”政策。汉武帝时期,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三次大规模的战役较为重要。“河南战役”由卫青指挥,把匈奴赶出河套地区;“河西战役”由霍去病指挥,夺回了河西走廊的控制权;“漠北战役”是汉武帝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匈奴用兵,由卫青、霍去病统领,基本上解除了匈奴对西汉北边的威胁。在与匈奴作战的过程中,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加强西域和内地交往。


如何搞钱支撑起帝国霸业


汉武帝刘彻是个雄才大略又好大喜功的皇帝。在他接管整个帝国后,随着国力的恢复,他的内外政策有了明显的转变。尤其是对外政策,从汉初的韬光养晦、和平崛起,调整为高调征服、武力称霸。


史书上说,武帝在位50多年,基本上有40年都在对外战争。


他开疆拓土,北逐匈奴,南服滇越,开通西域,建立了规模空前的大帝国。当时的热血青年,很是扬眉吐气:厉害了,我的帝国。


但是,战争是要烧钱的。钱从哪来?


汉朝开国,到武帝即位,一直实行休养生息的基本国策,中间出了个“文景之治”,国家积累的财富相当可观。史载:“汉兴七十余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这笔国库积累成为武帝对外征战的底气和启动资金,支撑了他在位前二十年的主要开支。


到了元狩年间,公元前120年左右,国库里的钱烧得七七八八了。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武帝要想办法搞钱。


在武帝的授意下,御史大夫张汤最早提出了盐铁官营的建议:“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


武帝第一时间批准了这一建议,主管此事的大农令郑当时立马着手办理。考虑到自己不谙盐铁经营,郑当时向武帝推荐了两个人:大盐商东郭咸阳和大冶铁商孔仅。


西汉初期,商贾是不能为吏做官的。这条规定或许是出于对商人阶层的歧视,但更主要是为了防止权力寻租,避免官商勾结,破坏社会公平。


武帝打破了这条铁律,对他来说,非常时期任用非常之人,再正常不过。东郭咸阳和孔仅这两个大商人,被任命为大农盐铁丞,分别负责盐和铁的国家专卖事务。


此外,武帝为了快速充实国库,还搞了“军功爵”,明码标价,卖官鬻爵。


武帝为什么要拿盐和铁,作为国家垄断经营的领域?


大家知道,传统社会中,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绝大部分生活必需品都无需通过市场流通。盐和铁,恰好是两个例外。


《管子》中说:“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又说:“恶食无盐则肿。”不吃盐要生病,所以人人都要吃盐。当时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


铁的重要性同样不言而喻。从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到国家的行军打仗,都离不开的。


因此,盐和铁的生产销售中蕴藏着丰厚的利润。当时的大商大贾都出自这两个行业。汉武帝当然希望国家通过一定的措施把这些利润抓到自己手里,以达到争夺商利。


东郭咸阳和孔仅上台后,提出了盐铁官营的具体方案。具体来说,盐的官营实行募民煮盐而官府专卖的做法,就是由官府招募盐户,煮盐的费用由盐户自己承担,官府只提供煮盐的铁锅(即“牢盆”),煮成的盐再由官府统一收购并对外销售。


铁的官营则完全由官府垄断。各地都设置铁官,负责铁的冶炼,铁器的制作以及销售。铁的垄断相当于从源头控制了武器生产,对帝国的稳定也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盐铁官营,还有一点在汉武帝的掌控之中。


当年,由吴王刘濞带头的七国之乱是怎么乱起来的?肯定不是主张削藩的晁错挑起来的,而是这些分封国利用盐铁生意大发其财,从而招兵买马,收拢人心,才有了对抗中央的实力。


武帝在全国搞盐铁官营,不仅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对断绝分封国的财源也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堪称一石二鸟。这一招,比他的推恩令还绝。


新的经济政策一出台,效果杠杠的。汉军连年征战,都征调盐铁收入助赋。不到三年,孔仅就晋升为大农令。


不过,汉武帝很快就发现政策有漏洞,不能按照他的意图完全施行。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孔仅等人是盐铁大商人出身,他们在掌握盐铁官营的权力后,引入和安插了更多的盐铁富商。这批商人成为最早的“官商”,不仅攫取中间利益,还企图控制政治。据说,当时有大批商人通过各种手段进入官场,造成了吏治混乱。


第二,武帝实行盐铁官营的初衷,是要彻底夺取市场利益。孔仅等人日渐感觉到国进民退,自身商业利益受到侵蚀,于是对盐铁官营的态度也由积极变得消极。


孔仅最终遭到撤职。大农令几经换人后,最初在盐铁官营事务中不唱主角的桑弘羊成了掌门人。


桑弘羊出生于洛阳一个富商家庭,是帝国最著名的算赋神童,13岁就彰显出理财的天赋,因而被选入宫。很多人认为桑弘羊是盐铁官营的首倡者,其实并不是。他只是做得最出色的一个,所以大家习惯把开创之功也归到他头上。


桑弘羊逐步厘清孔仅时期的盐铁官营弊端,通过机构设置,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财经管理系统,并让这套系统高效地运转起来。


盐铁专营之外,他还大力推行相关的经济措施。


比如建议汉武帝收回各郡国的铸币权,统一国家币制,加强中央对全国财经的控制。


再如大力推行均输政策。办法是将各郡国应缴的贡物,按照当地市价,折合为当地商人一向贩运出境的丰饶而廉价的土产品,缴于均输官,再由均输官将这些廉价土产品,运往贵价地区出售。中央政府不费一文资本,经过辗转贸易,便获得巨大利润。


桑弘羊又创办了平准制度,“置平准于京师……尽笼天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这实际上是天下均输官在京师的总经理处,既有利于平稳物价,又实现了中央创收。


为保证盐铁官营政策的顺利推行,桑弘羊还建议武帝配套颁布了算缗、告缗的命令。


算缗,就是向商贾地主征收财产税。规定凡隐瞒不报或虚报的,除了没收全部财产,还要被罚戍边。


告缗,于是应运而生,即鼓励对隐瞒财产不报或谎报的富商地主进行检举揭发,大搞举报有奖。


桑弘羊的铁腕手段,几乎堵死了帝国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之路。但对汉武帝及中央政府而言,桑弘羊立功了。他的巨大功绩,就在于他千方百计满足了当时中央政权对财政的繁重需求。


史载,在他掌握经济大权的一年之间,“天下用饶”。


我们现在知道,“天下用饶”其实是一种假象。准确地说,应该是,国家财力虽然上去了,但发展的成果并未能被广大人民分享,而被皇帝用于更大的征战事业,以及愈加无度的挥霍中去了。


武帝执政中后期,打赏有功将士,出手都是百万计,一点儿都不心疼。搞形象工程也是一个赛一个,花多少钱,不在考虑范围内。


因为,桑弘羊总能搞到钱来充实国库。


官营经济的弊病就在于此。当政策的实行是为了一个集体崇高的目的,比如打匈奴、反侵略,那么百姓、商人为国家让路,勒紧裤腰带,这都不成问题。但当政策变了形,成为掌权者满足私欲的工具,比如好大喜功、挥霍无度,那么这个国家的主要矛盾肯定会发生转移。


武帝晚期,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等“与民争利”的国家政策,已经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民生艰难,犯罪大增。为了维持统治,又采用酷吏,以严刑峻法来弹压社会不满情绪。


这个过程,如徐复观总结:“因黩武的关系,便逐渐实施战时经济政策。因实施战时经济政策,便不能不使用残酷的刑法,三者互相因缘。”


北宋名臣司马光评价汉武帝,说他的各种残暴做法跟秦始皇几乎没什么区别,但“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是因为他晚年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而改过。


公元前88年,汉武帝七十大寿,百官准备好好庆贺一番。没想到,他下诏说,我无德于天下,无恩于人民,狂妄一生,不知死了多少人。我只觉得很惭愧,连饭都吃不下去,不要再提祝寿之事。


武帝变了,但桑弘羊没变。


桑弘羊晋见武帝,建议派兵、移民到轮台(位于新疆天山南麓),建城堡,开荒地,以安定西域。


武帝不以为然,颁发“轮台罪己诏”。大意是,之前有人建议每个百姓增税三十文,作为边防军费,加重了老弱孤残的负担;这次又要兵士和民众到轮台去开荒,那里远在车师(吐鲁番附近)以西千余里,上次收服车师,因运输困难 ,死了几千人,再派人去轮台,不是要害死更多百姓吗?


不难看出,武帝在里面对桑弘羊及其政策进行了批评,把黑锅甩给桑弘羊。然后说,现在最要紧的是废除残暴的刑罚,减轻民间的赋税,使天下安定。


一年多后,忏悔中的武帝驾崩。


武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几乎否定了自己一生的事业和政策。在颁布轮台罪己诏的同时,他着手寻找能够贯彻他新政策的辅佐大臣。


据说他曾命宫廷画师画周公像,赐给霍光。意思是要年幼的昭帝继位后,霍光行周公辅政之事。上官桀、桑弘羊等人一起受命辅佐昭帝。


新帝上位后,官营政策并未改变。


霍光作为武帝最后拣选的重臣,意欲改弦更张,实行类似汉初与民休息的无为之治。而桑弘羊,作为盐铁官营等一系列国营政策的制定者和受益者,并不愿放弃原有的政策。一旦放弃这套他赖以安身立命的经济政策,他的存在意义就要受到质疑。


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盐铁会议的召开正是为了解决武帝时期官营政策的存废问题。


与桑弘羊辩论的儒生们,背后的支持者是霍光。


双方的辩论很激烈。儒生们全面否定专卖制度,指责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等政策都是“与民争利”,主张贵义轻利,自由放任,藏富于民。他们还指出了盐铁专卖之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质量差、价格高、官商勾结等等。


桑弘羊竭力维护自己的政策。他前后发言100多次,可谓舌战群儒。他不否认儒生们指出的问题,但强调这不是政策本身有问题,而是执行过程中人出了问题。


与儒生们讲求执政的仁义不同,桑弘羊一直强调实际问题的解决。他现场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不搞国营经济,那么一旦外族入侵,我们拿什么去保卫国家?


据说现场儒生无人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坚持传统的论调——“以仁义导之”。


战争时期,要采取强硬的集权政策。这一点古今皆然,桑弘羊凭此站稳了脚跟。


不过,现在形势又变了。匈奴北徙,威胁暂时解除,而武帝后期对匈奴用兵,败得一塌糊涂,此时是否还要歌颂战争呢,还是重拾汉初的和亲政策,韬光养晦,等待下一次大国崛起?


桑弘羊没想明白这个问题。他的世界里只有搞钱—打仗—搞钱—打仗。


儒生的理论虽然浮夸,有点假,但对于政权巩固,迷惑人心,还是很有用处的。尤其是在百姓无法从大国崛起中得到实际好处的时候,皇帝如果宣称实行仁政,百姓就又会感恩戴德,山呼万岁了。


所以,后来的汉宣帝就曾对他的儿子(即汉元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就是说,汉朝治理天下,向来是霸道、王道并用,只是有时候偏向王道多一点,有时候偏向霸道多一点。


具体何时侧重王道,何时侧重霸道,当然要根据国内的主要矛盾去衡量。


到盐铁会议召开之时,汉朝的主要矛盾已由民族矛盾转变为阶级矛盾。人民没有活路,造成了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如果不对国家主要政策进行调整,以休养生息和轻徭薄赋来缓和这种矛盾,而仍然与民争利、不作让步的话,那么汉朝可能真如司马光所说,到汉武帝之后就亡了。


盐铁会议的辩论结果,儒生宣布他们赢了。


作为皇帝行仁政的宣示,有且仅有酒类专卖被取消了。


而盐铁官营实在太有利可图了,到手的东西总很难再还回去,到西汉结束,好像总共也就取消了三年左右时间。而且,此后历朝历代都对这块肥肉上瘾,绝少放手。谁曾想到,桑弘羊最终以这种形式,取得了胜利。


重回汉武帝时代,富豪们的好日子还有多久


前面五年的第一届任期结束,新一个任期开始,新推出的一系列施政措施,如今都指向同一个现实:今上想要的不是啥足球,他要的是星辰大海一般的征途。


中国的历史是一个充满魔性的螺旋上行的过程,历史里的人物与事件,总是以一奇妙的形式借尸还魂。站在当下,回头一眼望去,今日所有一切,其实早已被记载在史书的典籍里。


粗粗翻了翻西汉武帝时期的历史,恍惚觉得说的就是今日。


文景两帝,笃信黄老,以清静不扰民,减税以养民为政策,也是相对分权的两代,即便是七王之乱后,对于王侯贵族的收权,也只是点到为止。“文景之治”,与其说是无为而治的繁盛,不如说是民间社会不被中央政府干扰,自然而然发展的繁盛。但到武帝时代,除了下推恩令削弱了地方诸侯实力,使其封地逐代缩小,地方诸侯,不再有能力对中央构成制衡外,武帝还全面推行了郡县制,刺史制度,推行高度的中央集权。


何为“刺史”,"刺"即是刺举,也就是侦视不法,"史"是指皇帝派出的使者。等同于清代的钦差大臣,如今的巡视组组长。在这种制度下,地方官员与豪强,基本纳入了中央的管辖体系,进一步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


没有查阅到武帝时代,有多少地方官员、或中央官员因被刺史、御史弹劾而丢官、下狱,但对比今日之巡视组,此数字定不会少。


为了集权,武帝独尊儒术,统一思想。在这点上,意识形态领域的王国师、经济领域的刘国师,都是集中主义的集大成者。有人说王国师,是新权威主义,他自己不承认。不过,大体也没有差太多。虽然,今上这朝,很少讨论意识形态问题,但在实际的经济、政治行动中的,彰显的意识形态确是明显的。


集权最为直接的结果,便是权力的拥有者,有条件调动更多的政治、经济、军事资源,来实现其个人意志。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攘夷拓土,国威远扬,东并朝鲜,南吞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高度的中央集权体系,为这些宏大事件的成就,提供了制度基础。


然而,中央集权增强了中央政府支配资源的能力,但其本身并不会额外的促进资源的增长。直白的说,集权了,可以说干啥干啥,比如让军队打匈奴,但军需粮草还是得有,这些东西不是集权了,就会平白无故的冒出来。


中央政府支配资源的能力有了,但资源在哪呢?


于是,武帝时期,做了几大改革。


首先,盐铁专营。调整了西汉初年,对盐铁业采取自由经营的政策,实行盐铁由国家垄断经营,采用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的方式,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打击工商业者,并设置行政机构具体管理。关于武帝当年的盐铁之争,亦是相当精彩。可详见《盐铁论》,其争论的核心实质就是国营垄断和自由经济之争论。


盐铁专营,一直被历朝历代所传承,后来专营也不再仅限于盐铁。从某种意义上,国家专营领域范围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标志了那个时代经济生活的市场化程度。


是不是同当下的国进民退,看着十分相似?虽然还不至于在制度上明确只能国企专营,但在有偏向性的市场经济竞争中,民企被挤压,国企不断做大,形成行业巨无霸的趋势已然明显。但当下能从此处获得的财政增量非常有限。


其次,币制改革。汉武帝期间,先后进行了六次币制改革,基本解决了汉初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币制问题,一方面稳定了金融,另一方面将汉高祖下放地方的铸币权重新统一于中央。币制改革,解决的就是金融问题,以及金融问题可能会产生的政治问题。


当下稳定金融的各种措施,同武帝时期的金融改革,所要达到的目的,亦有相似之处的。加强监管,去市场意志,


再则,打击巨贾。这里面的手段很多,核心的就两个,一个是算缗告缗(min),一个是迁茂陵令。


算缗告缗。算缗是西汉武帝时国家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把大工商业主和高利贷者从农民身上剥削来的财物收归国有。告缗是算缗的延伸,即鼓励告发算缗不实。凡揭发属实,即没收被告者全部财产,并罚戍边一年,告发者奖给被没收财产的一半。当前税务体系都联网了,想逃税,后台直接预警。


迁茂陵令。要求凡是财富在300万钱以上的巨富豪门,一律迁徙到京城附近的茂陵。有历史学家指出,按财富势力换算,这个标准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亿万富豪。迁徙过程,也是软硬兼施,不但迁徙給奖励,还给名门身份,毕竟汉代商人身份低贱,给身份的诱惑不小。


由于汉代财富形式大多是土地、房产,奉旨迁徙的富豪只得贱卖土地房产。于是,地方政府出面将千万亩良田低价收购,而后分给流离失所的无地农民,国家只收取十分之一的税收。通过这种手段,政府以极低的成本,重新分配了社会财富,减缓了社会分化。


在某种程度上,打击巨贾,所获得的政治经济资源,缓解了汉代当时的土地兼并风潮,缓和了激烈的社会矛盾。


在打击商贾的过程中,有一个插曲,就是卜式捐赠。卜式以牧羊致富,匈奴屡犯边时,朝廷军费不足,他上书朝廷,愿以家财之半捐公助边。汉武帝欲授以官职,辞而不受。又以二十万钱救济家乡贫民。朝廷闻其慷慨爱施,赏以重金,召拜为中郎,布告天下。


当然,没有啥商人跟进,如果大家都踊跃捐赠,武帝也就被必要折腾,算缗告缗、迁茂陵令,这两个政策以从商人口袋里面捞钱了。当然,有政治觉悟的卜式,这小伙子,后来做到了御史大夫,位列三公。简直就是当下许老板的西汉升级版,和卜式比起来,许老板的政协常委,级别还是低了半档。


所有朝代的巨贾其它都不怕,就怕两点,1、领导想干事;2、国库又缺钱。 


首先是大领导,小猫小狗是好打发了,无非钱财美色,但大领导要的却是千古名声,配合也得配合,不配合也得配合。其次,缺不缺钱,是相对的。要大折腾,再充盈的国库,也得被折腾空。所以国库缺不缺钱,取决于大领导的意志。


贫富分化,民众已无多少羊毛可撸;政府债务已重,不可再加杠杆;货币也已超发,不能再放水了;思想来想去,肥的只能是巨贾,且大多部分起家时都有原罪,刚好撸了羊毛,填充国库。


都是扶贫,和许老板相比,王老板、马老板就是落后了,迟早都是要被撸羊毛的,自觉点,少担惊受怕。


大概等房产税出台,中产也是要被撸一波羊毛的。虽然羊不肥,但量多,总是可以填补下土地出让金减少多缺口。


武帝搞了丝绸之路,今上要一带一路。


贸易要素是一个,但最终还是为了经济捆绑政治。武帝是为了打匈奴,今上是为了中国的影响力辐射。


说白了,就是国内唯我独尊了,释放下对外影响力。向外扩张,是中央集权政府一个必然的过程,只是柔性扩展,和武力扩张的区别罢了。



结束语:


西汉在武帝一朝,到达巅峰,但西汉也在武帝之后,进入衰退期。后世对武帝的评价不低,但负面评价也不少。武帝一朝,成全了不少人,文有桑弘羊,武有霍去病,然而也有多少白骨,掩埋黄沙,多少孤儿寡母,多少妻离子散。